王珺:工资涨了竞争力就下降吗-

王珺:工资涨了竞争力就下降吗-

  (作者: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岭南学院教授)    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主要不是看流入地的劳动力成本如何,而是劳动力素质对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工作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说,用机器、设备等资本手段替代劳动力正成为企业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升级方式。这就意味着企业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升级。    春节过后,与往年一样,珠三角地区又出现了“民工荒”,所不同的是,今年民工缺口的数量比往年增大了。从2005年开始的民工缺口大约是20万人左右,到了2010年已增加到了150多万人。这意味着什么?“刘易斯拐点”正在向我们逼近。    在这里,人们对当前“民工荒”有不同理解,一些学者认为,缺工是一种周期性现象。随着外来员工回流增加,这种现象逐步减少,乃至消失。然而,这种看法不能解释2005年以来的缺工现象为什么不断增加。我认为,缺工是一种趋势性现象,理由有两点,一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农村地区中因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14.330.42%]征收价格而使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珠三角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工资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劳动力流动是工资差距作用的结果,价差缩小了,这种流动也就自然减少了。在此基础上,如果珠三角地区还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要吸引大批的内地劳动力流入,那么,就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在现有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中,附加值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能使企业主大幅度地提高工资水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显然,近几年来,其他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了极大的就业与工资水平提高的机会,应该说,这是我国地区均衡发展政策见效的一种客观结果。二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与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他们的就业取向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比如说,许多80后和90后的外来工更注重工作环境对就业选择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不分条件地把工资水平高低放在求职优选。所以,他们对一线生产岗位的就业需求相对减少,而对管理与技术岗位的需求有所上升。这两者之间会发生结构性问题。尽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的影响不十分明显,但是,这个趋势性因素会对就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将会在“十二五”期间出现,随后,新增劳动力供给数量将逐步下降。这表明,缺工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将对我国居民生活、企业生产方式以及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居民生活方面,由于存在着二元劳动力市场,低收入阶层为城市家庭提供了便利而低成本的生活保障,诸如帮工、保姆、保安以及清洁工等。如果不管什么行业的员工都是相同的工资水平时,雇请钟点工的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了。这使我想起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位大陆同事因小孩有病,而自己又必须要上课,于是雇请了一位钟点工。而照看小孩一天需要支付的工资与她一天上班的所得差不多。目前,虽然在我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当一个家庭雇请一个保姆的负担很重时,几家分享一个保姆,或集中起来有组织地规模化照管就变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对于企业来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用机器、设备等资本手段替代劳动力便成为企业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升级方式。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升级往往是逼出来的,一种投入品的成本上升了,往往会用另一种投入品来替代。当这种替代品使总生产成本降低或生产效率提高时,这就意味着企业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在这方面,东莞大朗镇提供了成功转型的例子。东莞大朗镇是世界毛纺织产业的较大生产基地,全世界每4件毛衣中就有一件产自大朗镇。在2007年年初,当这个镇遭遇了明显的“民工荒”后,一些企业就开始购进和使用了德国的STOLL针织横机。改用这种机器后,1名员工可以同时看管5台以上的STOLL针织横机,使得编制工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1000倍以上。这种资本替代劳动在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生产效率也大幅度地提升了。一部分企业尝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甜头后,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于是,整个乡镇的大多数企业在几年内都提高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程度。当东莞其他乡镇的企业为外来工短缺而苦恼时,大朗镇却有能力承接更多的订单了。    从利用外资来看,一些人担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可能会影响到境外公司到国内来投资设厂。但是,劳动力成本历来不是吸引外资的因素,因为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绩效共同决定着企业投资的流向。在技术成熟的、标准化加工生产线上,技术与劳动效率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相同的条件下,劳动力成本差异才变得重要。然而,我们面对的产业并不都是具有技术成熟的、重复性的生产加工业,而更多的是具有技术专用性、创造性的产业,诸如服务业、创意产业以及制造中的研发、市场营销环节等。在这些产业中,劳动力素质对劳动绩效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公司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就由此所致。目前,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市场上,7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主要不是看流入地的劳动力成本如何,而是劳动力素质对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工作的影响。当然,我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假设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但是劳动力素质并没有相应的改善,这就意味着原有的经济优势消失了,如果新的优势并没有建立起来,经济会出现衰落。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会千方百计地推迟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过程。事实上,原有经济优势的减弱也往往对新的优势确立形成压力。    当然,逼近并不等于已经到来,但是,与其在缺乏危机感的环境下等待到来,不如未雨绸缪,及早准备。